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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家名人故事:奉忽必烈为“儒教大宗师”-元好问_1500字

编辑:作文网 | 来源:名人故事

金哀宗正大三年(1226年),元好问被任命为河南镇平县令,一年后转任内乡县令。在他的倡导下,原来由于天灾兵祸而田园凋敝的内乡,逐渐呈现出田园葱绿、农事繁荣的景象。后来他又出任南阳县令,时值大旱,他极力上书,争得了减免3年赋税的政策,使当地百姓得以休养生息,被评价为“善政尤著”。
只可惜,当时金朝日渐衰落,蒙古铁骑所向披靡。在新旧交替之时,人的选择分外艰难和痛苦,元好问也做了一些让人非议之事。
第一件事便是“崔立碑事件”。天兴元年(1232年),蒙古大军包围金都汴京,金哀宗以“亲征”之名逃出京城。次年,元帅崔立发动政变,开城纳降,并自封郑王。事后崔立自认为此举避免了蒙古军屠城,拯救了全城百姓,命元好问执笔,为他立“功德碑”。元好问深知涉及名节大事,便推脱给了太学高材生刘祁。刘祁无奈起草了初稿,然后交给元好问推敲、修改。
在儒家文化里,文人最讲究气节,元好问为叛贼立碑,引起了世人的非议。当然,也有学者为他辩驳,说他是迫不得已,而且是否构成气节问题,关键是看他在碑文中是否为崔立颂功。元好问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地方,他只是平铺直叙,敷衍成文,并没有为叛贼崔立大唱赞歌。
第二个争议事件,是汴京城破后,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,开列了王若虚、杨奂等54名金朝儒士,请他酌加任用。这一举动的确惊世骇俗,各种责难迎面而来。
其实,向新朝廷举荐人才并不能说明元好问人格有问题。他曾立下志向,金亡后绝不出仕。但在元好问看来,人才难得,因此要格外珍惜、保护。应该说,他是高瞻远瞩的,他所举荐的这些人中,有15位在《元史》中都留下了记载,他们在传承和保存中原文化方面,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被誉为“元曲四大家”之一的白朴,更是得益于他的养育与教诲。
白朴的父亲白华,与元好问是结拜兄弟。蒙古人攻入汴京时,年仅8岁的白朴与父母失散,危难之时,元好问收养了白朴姐弟。只是,元好问也是亡国之臣,被押赴山东,生活至为艰辛,但他视白朴姐弟犹如亲生,不离不弃。北上的路上,白朴感染伤寒,昏迷不醒,元好问昼夜将他抱在怀中。或许是上天保佑,第六天时,小白朴竟然在元好问的臂弯中出汗而愈。元好问惊喜不已,每天教他读书,悉心培养。白朴12岁时,元好问才将他们姐弟送归到白华身边,白华感激不已,写诗谢道:“顾我真成丧家犬,赖君曾护落窠儿。”此后,元好问每去白家,都要指导白朴治学门径,还写诗勉励他说:“元白通家旧,诸郎独汝贤。”可以说,白朴的艺术成就中,有元好问巨大的心血。
元好问做的第三件饱受争议的事情,是在元宪宗二年(1252年),以63岁高龄北上觐见忽必烈,给他奉上了“儒教大宗师”的尊号。忽必烈很意外,非常高兴地接受了。元好问乘机提出免除儒户的兵赋等建议,忽必烈无法拒绝,只好答应了。
有人说这是元好问在拍忽必烈的马屁,但所提要求显而易见地反映出他的真实动机:一是蒙古人不尊重儒家,推行“八娼、九儒、十丐”,儒生的地位连娼妓都不如。元好问给忽必烈戴上“儒教大宗师”的帽子,可以提高儒生的政治地位,并以此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“以儒治国”。第二则是源于他对蒙古统治认识的转变。曾经,在亡国后,元好问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,然而元朝建立二三十年间,他看到忽必烈能够让百姓安定地生活,并消灭云南地方势力,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,从内心也感到钦佩。他在诗中说:“云南山高去天尺,汉家弦声雷破壁。九州之外更九州,海色澄清映南极”,把蒙古称为“汉家”,这表明他内心里的对立情绪消失了,对蒙古政权已经逐渐认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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